鄭欽文未能“越過高山”，第3次負於薩巴倫卡，以女單8強成績結束美網之旅。

不過對於21歲的鄭欽文來說，攀登不會停止，連敗也不會令她氣餒。要知道在奧運半決賽首勝紅土女王斯瓦泰克之前，鄭欽文對她也曾6戰全敗，後來一戰翻盤。

美網結束後，鄭欽文在今年大滿貫賽事的征程落幕，其中澳網突破性獲得女單亞軍，法網打進32強，溫網止步首輪，美網殺進8強。

獎金方面，鄭欽文今年在四大滿貫中的入賬也已經明確。

澳網進決賽拿到172.5萬澳元（約823萬人民幣），法網32強獎金15.8萬歐元（約124萬人民幣），溫網首輪6萬英鎊（約56萬人民幣），美網8強53萬美元（377萬人民幣）……共計約1380萬元。

這個獎金數當然不是鄭欽文到手後的數字，按照ATP和WTA的規定，不同賽事的獎金扣稅比例一般在20%到30%不等。另外還有說法稱，根據會員協議，還要交給中國網球協會約11%左右。

當然，比賽獎金只是鄭欽文收入的一部分，更大頭還是贊助、代言等商業性收入。

根據《福布斯》公開數據，2023年，鄭欽文的比賽獎金為170萬美元，贊助代言收入550萬美元，在全球女運動員中排名第15位。今年隨著奧運金牌光環加持，她的商業價值進一步飆升，獎金在收入中的佔比將會進一步減小。

談到獎金分配比例，有人疑問，鄭欽文不是單飛嗎？為什麼獎金還要給中網協一部分？

其實，中國網球選手的單飛，說起來很複雜，真正像國外職業選手那樣全程自負盈虧的並不多，很多是“混合培養”的模式。

展開來說，一箇中國孩子的網球之路，最主要的路徑包括：

其一是體制內，網球興趣班裡，那些有天賦的孩子被選拔推薦到專業隊，打得好再進入市一級隊伍。市隊佼佼者進入省隊，進省隊後，訓練、食宿、差旅等費用都由體制承擔；

其二是職業化，如果走體系之外的道路，家長和孩子也可以進入國際網球學校、聘請教練團隊、自選參加比賽，但所有費用自理。

早年李娜那一批選手的“單飛”，曾引發很大轟動，因為她們是從體制內跳出來，是前所未有的創舉。

但現在打出來的中國網壇優秀選手，可選擇的道路要廣得多。

網球熱和隨之而來的網球培訓社會力量崛起，以及相應的培訓模式豐富化，是中國網球大爆發的一大原因。

除了國家隊培養、地方隊培養，現在家長和孩子可以選擇的還有社會俱樂部培養、家庭自主培養等。

如果家庭條件出眾，可以讓孩子從小融入到國際環境中，接受先進的職業化培訓。張之臻、商竣程、吳易昺都是如此被打磨出來的。

當然這樣做的開銷不菲。張之臻的父親張衛華曾說：“一些中國家長把10歲左右的孩子送到國外俱樂部練網球，一年下來，吃住訓練費用大概要100萬元，如果家長一直跟著，還要多50、60萬的開銷。”

還有一些國內的高水平網球俱樂部，會挑選優秀的苗子簽約，全額資助他們的成長，這解決了孩子走專業化後的高昂費用問題。比如王曦雨，就是在這種模式下脫穎而出的。

中網協副主席、當年單飛代表之一的鄭潔就說：“現在，中國網球的人才培養已經不侷限於傳統的培養體制了，新出現的一些培養模式比較國際化。所以，現在的中國青少年網球選手的打法和個性，不像我們那個年代似的千篇一律，他們因為成長的道路不同，個性、打法更加多樣。”

打破條框束縛，突破體制內外的界限，將更多的培養模式混合在一起，讓更多苗子獲得好的培訓機會。

以鄭欽文為例，她身上就糅合了體制內外的混合影響。

早年進入武漢市體育局訓練基地，師從省隊教練餘麗橋、謝純；後來進入北京匠心之輪網球學校，跟著卡洛斯·羅德里格斯訓練。在嶄露頭角後和IMG國際經紀公司簽約，赴西班牙、美國等國學習、訓練和比賽。

2022年，鄭欽文又和武漢市體育局簽下“聯合培養”協議，由體育局乒羽網管理中心提供資金支持和幫助，助力她更上層樓。另外，在出戰奧運、亞運等比賽時，相關食宿差旅等費用無需鄭欽文個人承擔，而由中網協負擔。

吳易昺的網球之路，除了家庭承擔，也糅合進了體制保障。他在國際青少年比賽中露頭後，浙江省隊很快為他組建團隊，並提供資金支持。

王欣瑜的成長之路，深圳相關體育部門長期提供師資和場地支持，還在參賽政策上給與幫助。

這就是目前國內成名網球選手的普遍培養模式：家庭承擔一些、社會承擔一些、省市承擔一些、國家承擔一些，合力而為之。

即使是鄭欽文這樣的單飛職業球員，或多或少也都得到過體制內的支持，所以在名利雙收之後，選手會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回饋，比如參加一些協會或省市指定的比賽，或根據協議來進行獎金、商業收入的分成。

在這種模式下，以往高高在上的體制內單位，角色有了大轉變，現在可以理解為“投資人”或者“參股人”。

不再是自上而下的領導，不會對選手的訓練比賽安排指手畫腳，而只是“出資入股”，按照協議辦事，有了成果就分一杯羹，

現在鄭欽文等人按比例“上交”部分獎金，這其實也是職業化、市場化的一種表現……

在過去，體制固然可以為選手的生活、訓練、比賽進行全資託底，但當選手達到一定水平和級別，想要尋求更高的突破時，原本作為保護傘的體制，這時就會顯現出侷限性。

既然是體制內負擔全資，一些領導很自然的會把運動員當成下屬，當成命令的對象，而缺乏尊重。

2001年全運會，主管領導臨時拆散李娜和男友姜山這對組合，並稱只要服從安排，待遇從優。李娜說：“他們弄錯了，我們要的不是待遇，是尊重。”

引爆李娜第一次退役風波的是釜山亞運，她身體狀況有問題，但領導對隊醫說，你只管給她打針就行，李娜一下就怒了。

更大的掣肘是資金和訓練水平上。

網球選手的訓練需要有個體的針對性，聘請外教團隊、出國參加高水平比賽，都意味著更大的資金支出。

當年體育總局的規定是，運動員各種比賽收入的65%要上交，由總局、協會和省市進行分成，留給個人、用於個體進一步發展的錢，就所剩無幾，而國家隊的統一訓練，經費和水平有限，照顧不到“優等生”的個性化需求。

這就是當年單飛孕育而生的大背景。

當年單飛的代表人物李娜，明確說過：為了讓我打更多高水平比賽，中國網球管理部門曾花了很多錢，所以，我會對他們進行回報，但怎麼打，我不用再聽別人的，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我可以為自己打球。

為自己打球，這是一名選手最真實、最具驅動力的初衷。

讓體制內力量退居幕後，老老實實的當起眾多“投資方”之一，權利和義務都按照合同來，不再有行政力量對專業事務的干預與干擾……

讓培訓模式多元化，不再只有體校、省市、國家隊這一條晉升通路，而讓更多民間和社會力量參與進來，混合培養……

這是不是如今中國網球蒸蒸日上、湧現出越來越多“鄭欽文”的關鍵原因呢？

（李普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