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25日，上海市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選舉產生上海市國家機關領導人員。選舉前，朱鎔基同志作為市長候選人同市人大代表見面，介紹自己的簡歷、政績和施政綱領。

同志們：

根據大會的安排，現在我向大家做一個自我介紹，也許要超過大會規定的時間，因為如果我不講的話，也許過不了這個關，一會兒還得提問題，還不如我主動“交代”為好。

第一，我的簡歷。我參加革命的時間比較晚，經歷比較簡單。我1928年10月出生於長沙，中學都是在湖南省唸的，1947年畢業於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華大學，念電機系。入大學後就參加了學生運動，1948年冬天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分配到東北人民政府工業部計劃處，擔任生產計劃室副主任。當時的計劃處處長先是柴樹藩同志，後是袁寶華同志。1952年東北人民政府撤銷後，我隨馬洪[1]、安志文[2]等同志到了國家計委，這時是1952年11月。在國家計委一開始是管電，1954年到工業綜合局負責綜合處工作，之後我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張璽同志的秘書。後來由於張璽同志患癌症，我同時就兼任了國家計委機械工業計劃局綜合處負責人，直到1957年，趕上了“大鳴大放”、反右派。在“大鳴大放”的時候，同志們說，你是黨組領導的秘書，你不跟黨組提意見那誰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裡面講了3分鐘，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覺得我的意見提得不錯，到10月份以後就說你這個意見要重新考慮，到1958年1月就把我劃為右派了。但是對我的處理還是非常寬的，我想是因為國家計委的領導和同志們對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銷副處長職務、行政降兩級、開除黨籍之後，還繼續留在國家計委工作。在開始的一兩年，我擔任國家計委老幹部的業餘教員，教數理化，後來恢復我的工作，在國家計委國民經濟綜合局工業處工作。我非常感謝國家計委黨組織對我的關懷，始終沒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繼續為黨工作的機會。“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在國家計委農場勞動了五年，這五年對我是極大的教育。儘管我們還是國家計委的幹部，在一個集體農場，但終究是在農村，所以對農村的瞭解、對勞動的體會還是不少的。這五年，我什麼都幹過，種過小麥、水稻、棉花，放過牛、放過羊、養過豬，當過炊事員。1975年後，我回到了北京，當時我的關係還在國家計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電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帶了一支徒工隊伍，從爬電線杆開始培訓，一直到能安裝22萬伏的高壓線和11萬伏的變電站。這一段有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對我也是極大的教育，使我有一點基層工作的經驗。到1978年，馬洪[3]同志要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擔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糾正了錯劃我右派的問題，同時恢復了我的黨籍，恢復了我的職務。這個時候是袁寶華同志擔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擔任主任，要我回國家經委，因為國家經委實際上是從國家計委分出去的。1982年新的國家經委成立後，我開始擔任經委委員兼技術改造局局長，1983年擔任經委副主任，1985年擔任黨組副書記、常務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來了。這就是我簡單的經歷。

第二，同志們要求我說說政績。這個是難以啟齒，不好說啊！當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間，儘管在1957年以後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組織上對我的評價還是不錯的。我自己的特點、我的信條就是獨立思考，我心裡是怎麼想的，我認為就應該怎麼講。我是一個孤兒，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沒有見過我的父親，我也沒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黨，覺得黨就是我的母親，我是全心全意地把黨當作我的母親的。所以我講什麼話都沒有顧忌，只要是認為有利於黨的事情我就要講，即使錯誤地處理了我，我也不計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恢復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時也可以說是煥發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終相信我會得到我們黨的正確對待。我就是有這麼一個特點，或者說我是力求這麼做的。

第三，自我評價。我覺得作為上海市長我不是最佳人選，我有很多缺點，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幾位前任，特別是比江澤民同志差得很遠。我講三條：

第一條，我只有領導機關的工作經驗，沒有基層工作的經驗。剛才講了我25年在國家計委、10年在國家經委工作，基層工作經驗就是在管道局很短的一段時間，既沒有當過廠長，也沒有當過區縣的領導。江澤民同志很早就當廠長，而且是大廠的廠長。我也不是從農村基層上來的，對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這是我很大的一個弱點，今後恐怕在這些方面還要犯一些決策的錯誤。

第二條，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經驗，沒有地方工作的經驗。我沒有在地方工作過，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來了後，這三個月的白頭髮比什麼時候都多。江澤民同志預言一年之內我的頭髮全部變白，這是他的體會，我已經感受到了。工作確實是複雜，確實是難做，所以江澤民同志經常講他的神經處於緊張狀態，我現在也體會到了。

第三條，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領導者的涵養，幹工作急於求成，對下面幹部要求過急、批評過嚴。這一點我應該向江澤民同志好好學習。宋平同志在我來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談話，他說你要求幹部嚴格不是你的缺點，但是你批評人家的時候不要傷人，說話不要太尖刻。這些都是語重心長的話。說到我的缺點時，他說你應該學習周總理，批評同志後讓人感到你應該批評，覺得是你對人家的關心。我確實是缺少領導者這樣的一種品質，但我希望同志們監督我改正。說老實話，江山易改，稟性難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點。

第四，施政綱領。這個很難講，施政綱領在江澤民同志的工作報告[4]裡明確闡明瞭，要求非常明確，我的任務是創造性地去完成、去實現，所以就不可能再講出更多的東西了。如果要具體化，那也應等到全體市政府領導班子當選後認真地討論，來研究具體實施步驟，現在讓我一個人來講這個事情確實很難。但好像不講一點又過不了關，我也沒有跟江澤民同志商量，就是在通知我以後，昨天晚上加了一個夜班想了這個問題，所以我就講一些個人的意見。

我認為，上海最重要的還是要紮紮實實地去落實，要說到做到，而不是提出很多的綱領、很多的要求。我覺得江澤民同志報告提出的任務和要求是實事求是的，我們是有可能實現或者是提前實現的。有一個老同志打電話跟我講，你說三年改變上海的面貌，如若不然，引咎辭職。我說我不會狂妄到這個程度，我沒有說過這個話，這是個誤會。我講了一句什麼話呢？那是關於上海大眾“桑塔納”的。現在“桑塔納”是非常賺錢的，一輛汽車要賺好多萬，但今年計劃只能生產1萬輛，為什麼？因為現在國產化的程度很低，你大量生產等於買人家的散件來裝配，花費大量的外匯，所以國務院的政策是卡住上海不讓多生產。但是我考慮，上海現在這麼困難，如果不再多生產一點“桑塔納”賺一點錢的話，日子過不下去。因此我就給李鵬同志寫了一個“陳情表”[5]，這個“陳情表”是江澤民同志簽發的。我在裡面講，第一，關於“桑塔納”的國產化去年已經開過會、訂了計劃，國產化率去年年底達到l2.7%，今年要達到25%，到l990年認證的國產化率可以達到80%以上，三年就基本國產化了。我說多生產一點、多裝配一點並不影響國產化，計劃都做了，正在認真實行。第二，上海現在有生產能力，國內市場也很需要，儘管國產化率低一點，但總比進口整車好。另外，現在上海的原材料非常困難，就得靠“桑塔納”去換原材料，不然就要停產了，因此無論如何請求生產1.5萬輛。多這5000輛汽車，財政收入就可以增加好幾個億啊！現在我們的處境很困難，但是我認為，生產1.5萬輛“桑塔納”還是完全正確的，也確實得到了李鵬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允許我們生產1.5萬輛。但如果三年我們不能實現國產化，那我怎麼向中央交代啊？所以我就在給中央的“陳情表”上寫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三年不實現國產化，我就向中央引咎自責，還沒敢說辭職。我這個話是說給上海大眾汽車公司聽的，說給市經委、計委聽的，你們要不好好抓國產化，那我就得辭職了，我的命運跟你們拴在一起了。我說這個話就想起到這個作用。但這話傳到外面，就變成了我三年不改變上海面貌就引咎辭職。這個事情我可不敢這麼說，也絕對沒有說過這個話。三年、五年解決上海幾十年積累的問題很難，我想同志們也會諒解這一點的。

聲明一下，我只來了三個月，我既不是諸葛亮，也出不了“隆中對”。如果我當選為市長的話，這個話有必要說明一下，因為在簡報裡有一個同志對我提意見：還沒有選你當市長呢，你在北京中外記者招待會[6]上怎麼就說如果你當選為市長的話呢？太不謙虛了。我能體會這位市人大代表的意思，我也接受你的意見。但是我也要向這位代表做一個說明，這個話不是我要講的。在北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之前，大會副秘書長曾濤同志幫助上海為這次記者招待會做了大量的工作。因為我不能用上海市委副書記的名義舉行記者招待會，所以曾濤同志說，你可以在記者招待會上說：“如果我當選為市長的話”，這樣大家就都清楚了。我就是這麼講的。

（江澤民同志插話：朱鎔基同志啊，你舉行記者招待會是以中央提名候選人名義的，所以我認為朱鎔基同志講這句話從原則上講沒有錯，特別是招待外國記者。而且我跟你有點默契，當你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時候，我並沒有跟你通電話，因為我人在機場接受BBC專訪。記者問，現在黨政不是要分開嗎？那你現在又是市委書記又是市長，怎麼回事啊？我立即就講，很快將要召開市人民代表大會，現在中央已經確定朱鎔基同志到上海來參加市委領導工作，今後他就在下一次的市人民代表大會里選舉成為市長，那當然要通過選舉了。）

       

下面我就講幾條：

第一，如果我當選為市長的話，我決心讓下一屆市政府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廉潔的、高效率的政府，這是我的決心。首先，從小事情做起，一定要堅決地剎住吃喝風和受禮風。這不但是節約，而且是樹立一個勤儉建國的風氣，江澤民同志提倡的“四菜一湯”在全國都出名了，國務院已經是這樣做了，但在我們上海有時候還附加了很多名目，八個碟子那是算冷盤不算菜，後面一個大火鍋只算是湯，再來十個點心也不算菜，還是搞得很浪費。所以我想先從我做起，從市政府做起，我們市政府的人員下基層、到工廠，無論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湯”。當然一個菜裡也可以多放幾樣，但搞得太厲害了也不行，反正不要上什麼海味、大蝦，上點雞蛋、肉、小菜就可以了，平常在家裡請客也就是這個水平嘛。“一菜一湯”就不會浪費。1985年我到上海電視機一廠，當時我是國家經委副主任，在那裡召開現場會，就是關於電視機出口的事情。當時招待我們的就是一個菜，裡面分四樣，我覺得很好。關鍵不是你如何招待我，關鍵是要出口，真正把生產搞上去嘛！當然我們在接待外賓、接待中央和其他地方來的同志時還是要執行“四菜一湯”，搞得太過分，那也不好。

成為一個廉潔的政府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關於送禮問題。這次會議上有一位香港的陸先生，向我提了一個很好的意見。他說開政治協商會議、開人民代表大會都要發一個包，這個包一點用處也沒有，誰也不用這個包。是不是可以把它簡化了，那不是可以節省一筆錢嗎？我想這個意見是非常正確的。我在北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了一個包，我用這個包就足夠了。回上海之後，市人代會又給我發了一個，市政協也給我發了一個，實際上都是沒有多大用處的。像在這種小的方面，我們一些黨外人士都看出了問題，這是我們應該做到的。今後我們市政府任何會議嚴禁發包，這是一個象徵，就是說以後不要搞送禮、發東西這種風氣，能夠節省很多錢。首先由我們市政府帶頭，希望區縣政府也都這樣做，我想這個風氣完全是可以改變的。

還有，就是現在黨政領導參加的剪綵、禮慶活動實在是太多，電視上成天都在播這些東西，實際上大家都忙得要死，何必在這個方面花那麼多時間呢？所以我想，以後這種活動除了國家規定必須參加的以外，儘可能減少。我們可以請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參加，他們對上海的建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讓他們多出出面，上海人民不會忘記他們，何必老讓我們出面呢？耽誤很多事情。這些活動是不是可以分散到一些同志特別是老同志的身上，讓我們紮紮實實地去做一點落實的工作。當然我知道，市委書記或者市長不出席，電視臺就不去拍電視。無非就是把我們當個廣告、當個宣傳。所以，以後我就敬請各界諒解、支持。特別是新聞界，如果你要看級別的話，還是看看這些老同志過去的級別。我看最好還是不要看級別，你看會議重要不，重要的儘量報道、拍電視。不要一定是市領導出場，你才拍這個電視。這樣我想我們互相諒解、互相支持，就可以把政府的效率提得更高一點。

當然，要使政府成為高效率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點是要下放權力。這在江澤民同志的報告裡面也講了。我過去說了一句話像上海這樣1200多萬人口的城市，靠一個市長、幾個副市長是幹不好的。全世界這樣的城市也不多，那是不好管的。所以我希望12個區的區長就成為12個“市長”，這樣的話，上海的工作才能做好，10個縣長也要擔負起責任。當然，江澤民同志的報告裡也講了，還是要保持政令的統一，不能各行其是。你們12個“市長”還得聽這個大市長的，不然的話就亂套了。就是說，你們自己應該發揮主人翁的責任感來把工作做好。市委、市政府有決心實現這一點，下放權力，而我們市政府的各個委辦局也應該轉變自己的職能，多把精力放在宏觀管理和監督方面，能夠讓區政府、縣政府辦的事情儘可能讓他們去辦，他們會辦得更好。說老實話，條條不容易辦事，還是要靠塊塊。為什麼要搞包乾？好多事情，中央條條是難以貫徹的，還得靠塊塊擴大自主權。市政府也是這樣的，條條很多事情難辦，包括環境衛生，還是塊塊辦效率比較高。所以各個委辦局要加強宏觀管理、調節，然後監督，哪裡出了毛病就去制止，我看我們應該轉變這個職能。

我這裡要講一個事。我昨天看簡報，嘉定縣代表提意見，說嘉定縣已經實行了“一個圖章”，但是在江澤民同志的報告裡沒有提，害怕我們又縮回去了，是不是碰到困難又不敢實行“一個圖章”了？我在這裡代表江澤民同志鄭重聲明，江澤民同志是完全支持“一個圖章”的。這一點我們是有決心做的，報告裡雖然沒有提，但是在黃菊同志的報告[7]裡還是提了，因為在江澤民同志那個報告裡不需要把每一件事情都講得那麼具體嘛。我考慮這件事情要經過周密的準備，因為真正實現“一個圖章”必須成立一個新的機構，靠老的機構是不行的。要把各個部門主管項目審批的人都調到這個新機構裡來，這樣才有權威，而且不能是個聯合辦公室，聯合辦公室不解決問題，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必須把這些人調來，他才有足夠的經驗、知識和權威，在這個機構裡面就蓋這一個章。對這樣一個機構的要求是效率非常高，工作非常累，24小時都要辦公，天天都要準備加班。我這一次在北京就向宋平同志報告了，我說我要成立這麼一個機構，這個機構工作人員的工資我看應該提高一點，為什麼？因為這個工作太累。宋平同志說：我贊成啊，你就搞啊。因為我怕稍微提高一點工資，有人就去告狀。我想，這應該成為改革我們政府機構的一個開始。現在政府機關盤子大得不得了，裡面人浮於事，好多人是不幹活的，都大幅度提高工資，那怎麼受得了？財政負擔不起，而且也不能夠起到獎勤罰懶的作用。必須首先轉變政府工作的職能，少管一些你管不了的事情，完了以後再精減人員，提高他的工作效率，最後多給他點錢，那就可以了，這樣工資總額就不會增加了，我們消費基金就控制得住了。我就是準備以這個機構為開始，作為改造我們政府機關的樣板。根據江澤民同志的意見，也是中央的意見，我們決定今年政府機構不動，明年再考慮。今年是要穩定幹部隊伍，穩定人心，把生產、出口搞上去，不能夠搞得人心惶惶。但是我今年就是要做這一件事情，成立這麼個“一個圖章”的機構，完全是以一種新的模式來搞，裡面的工作人員既要是各個機構的骨幹，而且要實行公開招聘考試，從現有機關人員中選拔，要選拔一批有志於振興上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懂技術、懂業務、懂管理的人到這個機構裡面來。

現在上海是非常困難，我們在轉向商品經濟的過程裡缺乏經驗，這方面我們不如廣東、江浙，因為我們吃“皇糧”已經吃慣了，一下子改過來不容易。但現在每個省區市都想搞上去，都想大進大出，基本上對上海形成一個“封鎖”了，原材料進不來，上海又沒有原材料優勢，都是議價買進來，你怎麼搞得過人家？現在，我們首先還是要轉變到商品經濟，搞國內的大循環，加強橫向協作，跟其他省區市搞好關係，這方面對我們還是主要的，儘管有困難還是要這樣做，但是形勢也逼著我們要下太平洋了。你不跳下去是沒有辦法的，不對外是不行了。對外很不容易，“三來一補”[8]你搞不過廣東，他跟港澳很近。雖然搞不過他，但是我們還是想和他比一比。最近我們把“三來一補”的審批權下放給區縣，得到的好處基本上都給了區縣，所以他們的積極性非常高，第一季度“三來一補”的項目有大幅度上升，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苗頭。我希望區縣的同志和廣東好好賽一賽。我們雖然天時、地利不如廣東，但是我們的科技人才比他強，這方面我們還是有我們的特點的，江澤民同志講有上海的特色。我們不光可以搞勞動力密集的，還可以搞知識密集一點的，甚至有點技術密集的東西。這樣上海的“三來一補”還是帶有上海的特點，我相信還是可以和廣東賽一賽。二是產品馬上大幅度地出口。打到國際市場上去，不是那麼容易，這個問題我下面再講。此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現在趕快把外國直接投資吸引過來，這是建設上海城市的一個很重要的手段。用大量的投資來改造我們現在的企業，和我們的企業全部合營或者部分合營。把合資、合營企業搬到浦東、搬到閔行去，這樣整個城市建設也會跟著上去，可以解決我們資金、管理、技術缺乏等問題。去年國務院要求我們吸引100億到200億美元的直接投資，我們一定要努力實現，這樣可以大大地加快上海振興的步伐。但是審批項目如果像現在這個狀況，一個項目審上幾年，那就沒有人來了，所以首先必須簡化審批的手續，這個機構必須搞起來，使所有的外國人認為上海項目審批的手續是完全符合國際慣例的，是效率最高的。我想，如果這個聲譽出去以後，上海就有希望了。

第二，一定要把市政府置於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和上海市人民的監督之下。這一次市人民代表大會和市政協會議的簡報，我不敢說都看得很仔細，但是每一份我都看了，同志們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見，我覺得這是振興上海的一個很好的群眾基礎。有很多問題概括得非常好，對很多問題都提出了很多明確的可行的建議。我想這是今後市政府工作的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寶庫。希望以後我們上海市人大常委會能夠把這些意見加以分類整理，當然市政府也應該派負責的工作人員來參加整理，作為將來市政府施政的依據。這個工作我希望能夠很快地完成，然後市政府根據歸納的意見研究實施。當然，對這裡面的很多意見不一定馬上能夠做到，但是也要有一個交代，今後逐步實行。

第三，我想上海市政府今年一個首要的工作是把生產和出口搞上去，這是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如果我們搞不上去，一切就都成為空話。僅僅完成財政包乾任務，沒有超額，那我們很多事情也辦不成。所以，我們當前的任務是把生產、出口搞上去。簡報上有同志講，應該認識到目前上海的困難還沒有到谷底，應該有一種危機感，然後從危機感裡面激發起奮發圖強的精神，哀兵必勝啊。這個話講得很好，但是現在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信心不足。由於目前存在的種種困難，特別是物價上漲，有些同志的生活水平下降，對各種問題，大家有很多牢騷，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工廠的工人由於對自己的福利待遇或是其他問題不滿意，破壞生產設備。這種情況，我昨天已經向江澤民同志彙報了。江澤民同志講這個事情應該嚴肅處理，他們這樣做已經過線了，你發牢騷可以理解，但破壞設備是絕對不允許的，你違法就應該依法嚴肅處理。這樣做對解決上海的困難、振興上海沒有絲毫好處。我希望有關部門的同志、廠長同志應該十分注意這個問題。現在是要振奮人心啊，不能夠再洩氣了。

把生產和出口抓上去，首先是要把拳頭產品抓上去。最近已經讓市計委、經委確定了幾十種拳頭產品，一定要把它們搞上去。另外，我們花了一千幾百萬美元幹了工業縫紉機這個項目，這是我在國家經委就經手的，現在是遠東第一，比日本還先進，國內外市場供不應求。去年生產1萬臺，出口了4000臺。它的生產能力是9萬臺，我是要求它生產3萬臺，最好統統出口，這樣可以佔領國際市場。

但是最近看簡報，它第一季度生產不但沒有增加，反而在下降。這個廠長你得好好地幹啊，你對上海人民是有責任的呀。今天不知道市輕工業局局長吳承瞞同志來了沒有，如果沒有來，我希望轉告他，務必第二季度把它抓上去，如果抓不上去，我建議他去這個廠子裡當代理廠長。花了這麼多錢，你不好好幹，那上海人民怎麼吃飯啊？現在一季度我們地方國營工業的生產是下降的，財政減收了8%，我們應該有危機感，應該奮起直追，趕快扭轉這個局面。我們請示江澤民同志以後，準備要在最近召開一次“雙增雙節”[9]的全市大會，要動員全市人民把勁往這方面使，把生產、出口趕快搞上去。這一著棋搞好了，全局都活了。

第四，新一屆市政府要選擇“菜籃子”作為工作的突破口。

為什麼？我從物價問題說起。要穩定物價，首先是要加強對物價的管理，就是說我們不能夠隨便漲價。屬於國家控制的、國家定價的產品或者由上海市定價的產品，調價要非常慎重。前一時期調整了一些產品價格，那確實是迫不得已的，如果不調整，企業就無法生產，沒有利潤。現在上海是物價的谷底，如果不調的話，對上海市的全局沒有好處。今後對於這些產品的調價要十分慎重，我們要求企業在將來幾年以內，無論原材料如何漲價，你要通過“雙增雙節”運動增產節約、發揮潛力把它消化掉，不能靠漲價。但是漲價最多的還是副食品。去年我們消費品物價指數是8.8%，其中6.6%是由於副食品漲價，別的東西漲價所佔的比重很小。對小商品，我們採取了價格放開的辦法，如果你不放開，就沒人生產了。現在外面來的原材料都漲價了，你不讓他相應提高價格，他沒有生產積極性啊。如果你採取控制小商品價格的辦法，最終結果是你連針頭線腦都找不到了。現在，上海已經大不如前了。上海的小商品不但不如江浙、廣東，連北京、天津都不如了，好多東西買不到了，因為原材料困難，沒有生產積極性。但是，這種小商品放開對大家的生活並沒有很大的影響，看起來漲價面那麼廣，好像上千種產品都漲價了，實際上在生活中佔的比重是很小很小的。最重要的就是副食品，所以一定要把副食品搞上去。

同志們，上海現在的幾個爆炸性問題都是難以在短期內解決的，交通問題、住房問題、環境汙染問題都不是短期能夠解決的，群眾罵我們還得罵上幾年，這是沒有辦法的。但是“菜籃子”問題可以解決吧？上海的氣候條件、工業基礎難道不如天津、北京？只要我們使一把勁，努一把力，完全可以把它搞上去。只有把這項工作做好了，才能夠動員起上海人民的勁頭。因為這個“菜籃子”是天天要買的啊，他一感到價格漲了、買不到了，他就罵啊。

所以，我們要選擇這件事情作為一個突破口。這件事情，江澤民同志和我委託裴先白[10]同志，帶領市財貿辦和市農委的人在春節前考察了北京、天津的經驗，之後花了兩個月時間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和市財貿辦、農委的同志一起制定了一個發展郊區副業生產和改革購銷體制的辦法。市委成立了一個領導小組負責副食品生產和供應，要我當組長，葉公琦同志是副組長。我跟葉公琦同志講，不管你以後幹什麼，這件事情沒有完成不能卸任。另外請裴先白同志當顧問，他搞財貿工作幾十年，他這兩個月的工作如果讓我來做，我一年也做不出來。現在制訂了一個初步聽起來是非常好的計劃，肉、禽、蛋、菜一條龍，都找市農委負責，從生產一直到批發管起來，將來上海沒有菜吃，你就找市農委主任，搞責任制。實際上這個工作現在已經在做了，市農委的同志還是抓得很緊的。當然，這要求我們市農委和市財貿辦很好地合作，不依靠這兩個部門共同努力，這個工作還是做不好的，但同志們也不要期望過高。我向同志們保證，今年下半年主要的精力是抓副食品生產。

第五，狠抓科技同生產的結合，發揮科技的優勢。剛才陳沂[11]同志寫了個條子，要我表態把上海已經失去的優勢給奪回來。科技優勢還沒失去，還在上海，現在是怎麼樣把它發揮出來。江澤民同志和我委託一位老同志顧訓方[12]，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市“趕超辦”[13]的，我們就用那一套辦法來搞這個事情。現在經過他召集各路科技大軍，開了好多次座談會，寫了好幾稿，最後確定要抓23個重點科技項目，通過各路科技大軍把它們拿下來，這樣的話，就把整個上海的科技和生產帶動起來了。我的初步意見，不要23項，太多了，市政府抓10項就夠了，其他可以由各委辦局、各區縣自己抓。比如說，把“桑塔納”的國產化搞出來，1990年達到年產6萬輛，過幾年達到年產l5萬輛，這個就不得了啦。再比如，36萬臺程控電話，上海貝爾公司的國產化全部實現了，我們集成電路的技術也掌握了，上海整個水平就提高一步了。還比如，我們把30萬噸合成氨、30萬噸乙烯成套設備，60萬千瓦的發電設備攻關出來以後，那一年就是很大的產值和利潤。市政府就集中力量把這10項攻出來。我建議組織10個領導小組，請10位老同志出來分別負責這10個領導小組。

第六，要把發展教育事業放在首要位置。江澤民同志已經講了，這也是黨的十三大的精神，我們要貫徹。我想根據代表們的意見講一講。一是大家要求增加經費，江澤民同志已經做了原則性的表態，我們一定根據這個原則去做。但是也有代表提出怕我們說話不算，這次市長候選人就要承諾加1500萬元，否則的話，對你投棄權票。這一點請同志們諒解，我們暫時還不能承諾，因為困難很大，誰也難以預言生產、出口能不能搞上去，財政收入能不能完成包乾任務。我現在就許諾的話，等於是說空話。我能夠保證的是什麼呢？如果我們完成得好，首先增加教育經費；如果我們完成得不好，我們首先砍行政經費、基本建設經費，也絕不砍教育經費。我只能說到這個程度了，同志們是不是能諒解啊？二是應該加強中小學教育，這是基礎性的東西。根據我的體會，中小學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學的東西印象最深、記得最牢的是中學的時候。現在回憶我在中學學的代數，比我在大學學的微積分印象深刻得多，上大學以後很多東西都記不住了。所以我對中學的老師懷著深深的敬意，中學老師、小學老師的形象始終是難以忘記的。我覺得上海最重要的是加強中小學教育，提高這方面的水平，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加強職業培訓，這樣上海的振興指日可待。我並不是說不要加強大學教育，沒有這個意思。大學主要是質量而不是數量，對中小學教育應該給予更大的關注。職業培訓是非常重要的。前段時間與德國大眾汽車公司的領導人談話，他們說德國振興的秘密很簡單，就是職業教育。我專門去德國考察過職業培訓，到過好幾個州，確實了不起，每個工廠都有職業學校，拿最好的設備培訓學徒工，而學徒工並不一定在他的工廠工作，可以到別的工廠去，私營企業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他有這麼強大的培訓網，所以能做出世界上質量最高的產品。我們現在這些學徒工未經培訓就上崗，好多設備不搞壞才怪！現在急需加強中小學教育，然後搞職業培訓，不要大家都往大學跑，這樣上海才能真正振興起來。三是要加強管理教育。最近有些外國人到上海考察，寫了個報告，說他們跟一些廠長談話以後非常失望，中國搞大進大出、搞商品經濟的人才都不夠水平。確實，對我們的廠長、經理的培訓非常重要，上海好多廠長還不夠外國的一個車間主任的水平。有些廠長說，你不給我原材料，我就沒法生產啊，產品沒有銷路，那我也不管啊，虧損你來補啊，你給我免稅、優惠啊。這樣的廠長、經理根本不夠格，要對他們進行現代化管理教育。我想上海有這麼多的管理學院，應該把上海市的廠長、經理培訓系統地抓起來，特別是搞大進大出，現在能說外語，又懂技術、懂法律、懂業務，能跟外國人談判的人才不是很多，要抓緊培訓。如果我們沒有上萬個這樣的人，整個國家怎麼大進大出啊？怎麼能夠把上海搞好啊？這個龐大隊伍的準備工作現在就要開始。

教育問題不是增加經費就能解決的。現在有個問題，對人才的重視沒有引起注意。人才外流在上海非常嚴重，我發表了三條意見，上海的報紙沒有登，但是北京的報紙登了。怎麼保住上海的人才？我想，第一，我們的科研人員要到大中型企業裡面去，要消除門戶之見，你跟他結合了，你的價值才能體現出來，在外國都是這樣的。我到日本、美國去的時候看到，他們那裡科研人員也是要到企業裡面去。我們的大中型企業有困難，搞不活，自己沒多少錢，但是這個情況即將改變，上海財政包乾、企業承包以後，他的錢會越來越多。另外，競爭也逼迫企業要越來越重視科學技術。現在重視不夠，老產品可以銷，將來就不行了，有遠見的廠長現在就應該重視人才、重視技術。我想把兩方面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夠把科技和生產搞好，又可以逐步提高知識分子的收入。第二，科技人才可以到“三資”企業裡面去，“三資”企業的工資總是高一點。第三，你至少還能去鄉鎮企業，郊區有很多鄉鎮企業，他們的體制可以搞得更活點，這樣可以改善一下知識分子的待遇。但是也不光是一個錢的問題，最重要的是提高中小學教師的社會地位，我們應該尊敬他們，以各種形式提高他們的地位。我想這也是我們留住人才的一個辦法，採取各種靈活的形式，比如說更加重視教師節，雖然物質條件一時難以改善，但是精神上我們應該給他們更多的溫暖。當然要做這件事情也不容易，在目前這個階段、在很多措施沒有見效以前，我希望各級領導同志能夠對要外流的技術人員多做一些思想工作，請他們照顧一下全局。我相信他們也是想振興上海的，希望他們暫時克服一點困難，不要再往外流了，存在的問題我們會逐步加以解決的。

第七，城市交通建設和住房問題。這是一個爆炸性的問題，大家對這個問題的期望也是最高的，我收到的人民來信大量的都是講這個問題，確實做不到有求必應，這個問題我想哪一屆市政府都很難在很短的時間內解決。這裡面是不是有個先後次序的問題？首先是把上海的交通搞上去，交通不改善，房子往哪裡蓋？目前我們的希望是開發浦東，黃浦江上面多建幾座大橋，把工廠、人口向浦東疏散，這樣舊市區才便於改造。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浦東是上海未來的希望，那邊要建設一個“新上海”，以減輕“老上海”的壓力。所以對開發浦東，江澤民同志很重視，最近要主持討論這個問題。這個建設是一個宏偉的計劃，不可能在短期實現，但是我們總是要紮紮實實地去工作，先苦後甜。當前最主要的是加強現有基礎設施管理，可以採取一些辦法，比如人車分流，不能大改變，總可以改善。市環境衛生局被我批評兩次後，把垃圾問題解決了，我很高興。我想只要我們大家努力，環境衛生問題大家齊動手，包乾，各區、縣長負責，這個事情是可以搞好的。另外還有環境汙染，希望工業方面的同志特別是廠長要注意，我們現在治理很困難，你至少不要增加新的汙染。現在好多工廠的廠長不顧大局，在水源上游蓋工廠，什麼東西都往裡面排，對這些廠長要進行警告，再這樣對上海製造汙染，我想在座的人民代表是不會答應的。在環境的汙染方面一定要嚴格，一定要預防，不能繼續汙染下去。

今天我只能講到這裡。簡報我已經看到了，對我的信任我很感動，同志們對我的支持，我是非常感謝的，但是同志們的期望確實使我感到任務艱鉅。我今後一定在黨中央、國務院、上海市委和江澤民同志的領導下，依靠在座的人大代表和全市1200多萬人民，兢兢業業，努力工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1]馬洪，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秘書長。

[2]安志文，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

[3]馬洪，1978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

[4]工作報告，指江澤民在上海市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

[5]“陳情表”，指朱基同志於1988年2月28日就“桑塔納”轎車增產問題致李鵬、姚依林同志的信。

[6]中外記者招待會，1988年3月30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舉行第二次記者招待會，邀請上海市、福建省代表團負責人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7]報告，指黃菊在上海市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做的《關於上海市198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草案）的報告》。

[8]“三來一補”，指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

[9]“雙增雙節”，指增產節約、增收節支。

[10]裴先白，當時任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11]陳沂，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

[12]顧訓方，曾任上海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工業生產委員會副主任、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生產技術局局長等職，當時任中共上海市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13]市“趕超辦”，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成立的上海市趕超國際先進水平辦公室。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