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毛澤東在湖南出生，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
面對被撤職、被孤立，甚至被質疑，毛澤東沒有躺平氣餒，而是默默學習、調研和等待，最終證明了他的正確性，也帶領紅軍走向了勝利。
在生活中，我們也無法避免逆境和挫折。若想不斷進步、事業成功，就有一個不斷接受挑戰、不斷克服逆境的過程，甚至需要在絕望處求生存、謀發展。
今天這篇文章，讓我們一起從毛澤東的經歷中，學習他在面臨逆境時的思考和方法。
1929年6月22日，龍巖公民小學興學祠，一次大會正在召開。
這是中國共產黨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次會議，是為了解決紅四軍中存在已久的分歧。
分歧的雙方，在關於紅軍建設和領導權等問題上，各自有著自己的一套看法。
自打毛澤東1910年出了鄉關，19年的時間裡，他從求學之路逐漸走上革命道路，現如今，作為紅軍領導人，他正在考慮紅軍建設和作風培養的問題。
這次會議對他來說很重要，他希望他的戰友們能夠接受他的主張，讓紅軍早日走上正軌。
在會上，他說：“你們朱毛兩個人，一個晉國，一個楚國。兩個大國天天在打架，我這個鄭國在中間簡直是不好辦。我是晉楚之間，兩大之間，我跟哪個走，站在哪一邊？我就是怕紅軍分裂，怕黨分裂。我還是希望你們兩方面團結。”
話雖這麼說，但會議的最終結果是，朱毛二人都受到了批評，其中朱德予以書面警告，毛澤東予以嚴重警告。
除了受到批評，他還落選了前委書記，這可是會議投票的結果，也就是說，這意味著多數人並不認同你。
這樣一來，他在紅四軍內也難以容身，便以養病和做地方工作的理由，離開了龍巖。
陳毅後來說：“這個會開了一天就結束了。這個時候，毛主席因長期行軍作戰，患重傷風感冒到蛟洋那裡去養病了，實際上是憤而辭職。毛主席走了，前委書記就由我代理了。”
毛澤東去到了閩西革命根據地，因為瘧疾，住在一個叫蘇家坡的小村休養。那段時光，他身邊連個警衛員也沒有，只是和妻子賀子珍相伴。
或許是因為還沒法接受已經離開紅四軍的事實，他心情一度很不好，瘧疾反倒加重，這居然讓共產國際以為他去世了，還給他發了訃告，鬧了個大烏龍。
換做一般人，這個時候估計就躺平擺爛了，畢竟，抬頭一望，四處似乎都沒有出路，奮鬥的意義何在？
但毛澤東不，雖然暫時脫離了紅軍的工作，他依舊沒有閒著。
他在村子附近發現一個山洞，白天就在洞裡讀書、思考，臨近黃昏再回村裡住處睡覺。
在蘇家坡的4個月裡，毛澤東對自己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說：“真理開始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要保護少數。問題是真理在你手裡，你怎麼還會被罷免呢？”
小時候，他與父親之間發生種種衝突，可以採取冷戰、不辭而別甚至威脅的態度，那主要是親人之間，或許有些用處。
但到了真正的工作之中，自己的想法不被認同，於是也採取類似的態度，是不是就顯得有些幼稚了呢？
畢竟，工作不是在家裡，沒人有義務有理由去真正理解你。
他開始意識到，即便自己說得再有道理，再符合客觀實際，那也得大多數人擁護你。
否則，你特立獨行，你總覺得別人不對，總不給他人臺階下，總是處於少數，那麼，看法再對又怎樣呢？
毛澤東認識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問題，此後脾氣改了許多，在發表自己觀點的同時，也開始學會綜合其他人的意見。
他在蘇家坡的山洞裡的反思，一如王陽明在龍場的悟道，雖然形式上不盡相同，但最終的結果卻是類似的：他們都在遇到重大挫折後，經過自我的深度剖析，最終在認知上獲得了一個飛躍，併為接下來的個人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到後來，當毛澤東再次回到紅軍時，他與朱德、陳毅達成了和解。
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地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
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過去軍政關係的不甚好，是做政治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
同時要說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的意見，但沒有什麼派別的組織，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
這裡正在舉行一場會議，即紅軍第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史稱“古田會議”。
會議僅僅開了兩天時間，看起來普普通通，平淡無常，實則意義重大。
要知道，在開古田會議之前，當時黨內和軍隊中，出現了極端民主化、非組織化等錯誤傾向。通俗點說就是，黨內和軍隊的一些成員，不服管，不守規矩，還有官兵打罵士兵的舊軍閥氣息沒有根除，整個組織呈現出一種思想混亂、十分鬆散的狀態中。
革命鬥爭是艱苦殘酷的，這樣的狀態，肯定不行。面對敵軍沒有戰鬥力，稍微遇到一些挫折，隊伍很可能就散掉了。
從紅四軍七大開始，因為觀點與眾人不同，他曾以辭職對抗，落選了前委書記，離開了紅四軍，同時身患瘧疾，甚至還被共產國際發了訃告，鬧了個大烏龍。
直到中央九月來信的到來，毛澤東才得以回到紅四軍中，與之前鬧矛盾的同志們，最終達成了和解。
雖然磨難重重，但這個過程讓他成長了不少，改變了不少，他意識到：即便自己的觀點是有道理的，但也得有人擁護你，這觀點才有可能落實。否則，總是處於少數，賭氣式的對抗，是起不了任何積極作用的，相反，還可能鬧個兩敗俱傷，滿盤皆輸。
古田會議，在蛻變後的毛澤東的主導下，開得十分成功。
這次會議總結了紅軍早期武裝鬥爭、無產階級革命軍隊建設、黨的建設的經驗和教訓，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從更長遠的尺度看，古田會議種種決議，也促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原則，為中國革命開闢了正確的方向和道路。
不過，這些歷史意義，在當時看來，似乎並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觀點即便是有道理的，還得靠實踐去驗證。須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在古田會議上，毛澤東確實貢獻了獨到的思想，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措施，但，當時的真實情形是：
紅軍依舊很弱小，國民黨反動派正準備對紅軍進行閩粵贛三省“會剿”，敵軍從四面八方襲來，呈合圍之勢，咄咄逼人，稍有不慎，弱小的紅軍，隨時都有覆滅的可能。
時任紅四軍第一縱隊縱隊長的林彪，就是抱有這種悲觀想法的典型代表。
林彪很迷惑，不知道該怎麼辦，但看到毛澤東那種“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的堅定意志和狀態，他又有些好奇，想請教請教毛澤東，瞭解瞭解他的所思所想。
於是，1930年的1月日，也就是那年的元旦，林彪以新年獻詞的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張賀卡。內容大致是在問：我們所從事的革命事業，還有希望和前途嗎？
毛澤東意識到，想要提振紅軍的信心和士氣，一次古田會議，還遠遠不夠。
接下來，還應更進一步，鞏固和強化古田會議的成果，讓紅軍做到不畏強敵，站穩腳跟，看到希望，突破重圍。
雖然當時毛澤東與林彪住的很近，但他還是決定以信件的形式，認真回覆林彪，實際上，也是在認真回覆紅四軍中的每一位成員，這足以看出毛澤東的重視程度。
首先，淺析當時局勢，指出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力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其次，進一步深入分析當時時局，尤其是中國的政治形勢，從革命的主觀力量、客觀情況、反革命的力量等角度切入，揭示中國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可能的底層原因。
最後，基於上述種種分析，給出了困境之下的應對之策。
根據實踐總結出的經驗教訓，採取相應好的對策，比如採取“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術、通過建立根據地，波浪式推進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等。
總的來說，這封信的行文邏輯，就是一個“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文章的目的指向，非常之明確。
經過縝密細緻的分析之後，在這封信的末尾，毛澤東還不忘詩意地寫道：
“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絕不是如有些人所謂 ‘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
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對於這段詩意的昇華，如果進一步地精簡，就是8個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因為是一封公開信，毛澤東寫完後，便將其油印成小冊子，散發給了紅四軍的基層黨支部公開傳閱查看、交流討論、互相學習。
毛澤東的這封信，充分揭示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必然趨勢和客觀規律，對當時紅四軍中普遍存在的種種悲觀問題，做了有力的分析和回答，糾正了當時紅四軍中一些人所滋生起的關於單純游擊戰爭的錯誤觀念，進一步統一了思想、建立了共識、穩定了軍心、團結了隊伍。
這為接下來中國革命的發展，為中國共產黨從弱到強，克服種種困難，最終突圍逆襲，取得革命勝利，起到了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封信，是革命道路上精疲力竭時的一針強心劑，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的一束亮光，是茫茫廣闊大海上的一根永遠向前的指南針……
古田會議之後，革命根據地得到進一步的鞏固，但就在形勢發展一片大好的時候，危機再一次悄然降臨。
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一個叫王明的年輕人得了勢，以他為首的一幫蘇聯留學生，自恃有共產國際撐腰，完全從蘇聯立場看問題，居然還企圖攫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
一群總是胳膊肘往外拐的人，若是企圖真的達成，後果不堪設想。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王明給根據地派來了一些領導，他們來到蘇區，不幹正事兒，專挑刺兒。
毛澤東又一次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他被說成是“狹隘經驗論”“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後思想”。
面對這種不公正的待遇，他話裡話外難免透露出不滿的情緒：
“他們不做實際工作，卻要指手畫腳，到處發號施令，同國民黨打仗，怎樣才能取勝？農民為什麼會革命？他們懂嗎？”
相比1929年，他變化了不少。面對反對意見，他不再總是意氣用事，而是用一種更為積極建設性的態度面對。
對於那段時光，他傷心地回憶道：“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然而，王明派到中央蘇區的博古、李德等人，卻徹底玩脫了，第五次反“圍剿”以失敗告終，怎麼辦？
但是，在博古和李德的手上，這樣的“長征”只是痛苦的撤退，或者更現實點說，是沒什麼頭緒和策略的盲目逃跑。
湘江一戰，紅軍從開始時的8萬6千餘人，一下子銳減為3萬多人，再不做出根本性的改變，等待紅軍的，只有全軍覆沒。
他大膽發言，指出博古和李德軍事路線的錯誤，並給出了自己的思路——西進貴州。
面對慘敗，博古等人無話可說。周恩來開始聽從毛澤東的意見，王稼祥、張聞天也表示支持。
紅軍西進後，果真沒有遇到什麼大的阻擊，毛澤東的意見初見效果。
在隨後的四渡赤水戰役上，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巧妙穿插，躲過了蔣介石近百萬大軍的圍剿，順利向川陝挺進，被譽為紅軍長征史上的“神來之筆”。
從毛澤東的經歷中，我們可以學習到面臨逆境時的根本態度。
在取得那麼大成就後，受到了那麼不公正的打擊，一般情況下就消極了，甚至有的另立門戶走向反面，而毛主席怎麼做的呢？
毛主席自己說，在那段時間，他看馬列主義的書，搞農村建設工作，對黨的決議是服從的，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
“我沒有吃過洋麵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一些吃過洋麵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
1932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蒐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紮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後來寫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
他利用受難的時間讀了許多書，總結了全黨的經驗，寫出了大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著作，他的文章都是氣勢磅礴的。
這山溝裡出的馬列主義，成功地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
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就在於能在關鍵時刻、關鍵點上，勇敢而機智的抓住機會，改變處境乃至改變歷史。
如果只是等待，即使天上掉下餡餅，也砸不到自己頭上。
正是因為抓住了這一系列機會，努力去工作、去鬥爭，才有了最後偉大的成功。
毛澤東處理複雜問題時，總是比別人考慮得更加周到細緻，更加留有餘地，更加著眼長遠。
遵義會議上，他完全可以一步成為黨和軍隊的總負責人，但他出人意料地推薦張聞天，堅持讓他先幹些時間，其中深遠的考慮常人難及。
張聞天自己也曾說，他當總書記是毛主席提議的。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說，遵義會議上有的人要我代替博古（當總書記），我說那不行，那樣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這樣搞，那就會弄僵了。
我們在第三國際會成為不合法的了。還是要斯大林信得過的人來出頭露面。實踐證明，這樣做是對的。實際上並不影響我的領導地位。
實踐證明，這一考慮不只對第三國際和斯大林有用，對團結當時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包括後來開展與張國燾分裂活動的鬥爭，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博古、李德、凱豐還有後來到紅二方面軍的任弼時等，都堅定地站到毛澤東一邊。
毛澤東早年曾說自己：“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實，自己說的話自己負責，自己做的事自己負責，不願意犧牲真我，不願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
他多次說，路線之爭不得不爭，這都是一樣的道理。剛進京時，周恩來曾講如何學習毛澤東。
他說：“當他的意見沒有被大家接受時，他就等待，有機會他就又講，又教育，又說服……在十年內戰的時候就是如此。我們主張打大城市，毛主席認為我們的力量小，不應該打大城市，應該集中力量建設根據地。
但是毛主席的意見大多數不贊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著打。結果打敗了，毛主席趕快在會議上提出：打敗了證明這個辦法不行，換一換吧！大家還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著大家走。”
所有事不是急躁能做好的，要有很大的堅持性和忍耐性，才能達到最後的勝利。這個等待過程是痛苦的，而轉折往往是在最後的堅持中。
長征為什麼在中共歷史上具有那麼神聖的意義？
因為長征的勝利，使得每個人都有了這樣的感覺：這樣的逆境都可以經歷，還有什麼逆境是不能承受的？
逆境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對逆境的看法。
毛澤東把逆境生活，看作是換一種工作環境，也是一種學習和鍛鍊。
正如他後來（1949年）給柳亞子的詩中所說，“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這是人生的體驗，是哲理，也是一個成熟的革命家應有的品格和風範。
當你經歷了逆境，你才會發現你可以走以前你根本不敢走的路，打以前你根本不敢打的仗，下以前你根本不敢下的決心，取得以前你根本不敢有的勝利。
所以說，一個人的成長，往往是在逆境和挫折中成長起來的。
